一、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

    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振兴崛起的象征。一流大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世界一流大学、亚洲一流大学和国内一流大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胡博（Robert Huber）教授认为，世界高水平大学应该具备五个要素，即高产出率，包括学生培养和科研成就；教学和研究人员的高素质；优秀的科研项目和成果；良好的学生素质和开放性。上海交通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刘念才教授主持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一流大学一是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声誉很高，二是学术大师汇聚，教师素质很高，三是科研经费充裕，研究力量雄厚，四是办学特色鲜明，办学理念明确。五是管理科学规范，杰出校长掌舵，六是学生素质一流，生师比例不高，七是学科水平很高，门类较为齐全，八是国际化程度高，留学生比例高，九是经费投入巨大，办学设施优。丁学良先生认为，大学从它诞生的那一日开始，它的精神气质就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m)，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的教员必须来自五湖四海；二是学生的来源的广泛和多样化，不用一个模式来塑造学生；三是一流大学的教学课程、研究项目也必须是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近亲繁殖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大忌。武书连在他每年发布的《中国大学评价》中有关一流大学的分类标准为：1、世界一流大学。在同等入学标准下，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生占20％以上。每年在英国《自然》、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数列世界大学前30名。2、亚洲一流大学。在同等入学标准下，研究生中外国留学生占5％以上。每年在英国《自然》、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数列亚洲大学前20名。3、国内一流大学。在中国大学任意一个学科门中排名第一；以及理学前3名、工学前6名、农学前2名、医学前3名。必须是研究型大学。尽管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方法各不相同，但国际公认的排位前十几名的大学都体现了一些共同的客观评价标准。

   本文所讨论的一流大学主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同时在论证具体学校时则同时讨论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问题。结合学术界比较认同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和我们的研究实际，我们认为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是：能培养出国际著名的有重大影响的精英人才,包括国家总统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世界一流的校长与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有一批在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科学研究领导世界潮流并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科研成果转化为世界一流的生产力；拥有以学术为主导内容的多元的校园文化;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产生重大影响等。

    1、一流大学的拥有一流的校长及其独特的治校理念。校长是大学的核心领导层，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历史上无不罗列着著名校长，哈佛历史上的校长邓斯特、约翰·昆西、科南特等，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威廉·冯·洪堡教授。在中国，人们一谈到北大，也无不想到蔡元培及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一谈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崛起，无不称道朱九思先生的“科研要永远走在教学的前面”“综合化是现代大学之路”的思想。这些校长为这些学校的学科发展、师资队伍建设、学风传统的形成打下了历史的基调。一流大学的校长一般都非常有远见卓识、有办学主见、有开拓精神,能以高超的智慧和无私的奉献引导着大学的前进方向。一流大学的校长，基本上都兼有“三重专家”的身份：著名的科学家、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一流大学校长善于激发出群体意识，形成很强的凝聚力、内聚力，能慧眼识人才，大胆提拔、聘任高水平的教授。能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了解时代的需求又放眼未来，既谙熟大学的历史又胸有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局，使大学始终保持超前状态，推动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科技的进展。校长是大学远景的确立者和目标奋进的实践者。可以说，一流大学校长所具有的教育理念，某种意义上就是大学的办学理念，有的甚至可以延续、扩展到一个时期社会整体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

    2、一流大学有包括大师在内的一批高水平的专家教授并发挥教授治校、学术主导的作用。既然是大师，无疑不同于一般的人才，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为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为大家所尊敬的人，如某一学科著名的科学家、学者；某一社会领域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社会活动家、政界官员等。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一流的教授，一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离开了一流教授一流大学就会是躯壳，就会干枯。一流大学在择师上及其苛刻，在世界范围内“海选”，以学术为主要评判标准，这种苛刻不仅仅不会阻碍高水平的教授到大学,反而可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著名学府。香港科技大学在10多年的时间内就办成为一流大学，其成功的主要经验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选拔教授，并参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评价教授。同时，一流大学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发挥教授在学校决策中的主要作用，即所谓教授治校。在美国，教授会是大学中都必然存在的组织并被尊奉，教授会的力量强大，学术的力量就会增强，大学就有可能成为著名的大学。教授治校可以避免学科和专业评估的偏差，同时也可以减少校长的负担，校长也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教授治校实质是民主治校、学术主导。教授治校的关键，在于教授阶层在学校重要决策和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于他们的意志能否通畅地表达并发生实际的影响。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产生世界一流大师的重要原因之一。
    3、一流大学拥有优秀而独特的校园文化。一流的大学无不是用一流的校园文化来培养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的，据统计,超过70％的诺贝尔奖获得来自大学教授。英国自1721年至今的73位首相中，25位出自牛津、13位毕业于剑桥。表面上这些一流专家教授和政治家促使这些大学成为了一流，但从更深层次分析，他们的杰出贡献源于积淀在大学灵魂与血脉之中的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赋予他们特质、给予他们营养，为他们成就伟业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条件。而考察这些大学的校园文化，学术和真理追求一直是这些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可以这样说：世界一流大学的具有世界一流的学术水平和独特的校园文化，这种校园文化也成就其成为世界一流。考察国内高校也是这种情形，华中科技大学能持续培养出国内一流的科学家并成为中国培养最好的经济学家的大学（按照赵德国，蔡言厚等的《中国大学杰出人才培养状况调查报告》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培养的杰出经济学家排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之前位居国内大学之首位），按照杨叔子教授的话说就是“我们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在影响着我们这支团队”，据说，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暑假期间搬张凳子在校园读书已经成为武汉一景。杨叔子教授预言，华中科技大学的还可以继续培养出多位院士，这就是优秀文化的深远影响。武汉大学一直维持着国内一流大学的地位，其“校园文化超市”建设中，学术文化占了6/7的比重（一个星期的活动中，有6天是学术类或者类似的活动并固定下来成为传统），也是维持其地位的重要原因。

    4、一流大学都有一流的学科。学科是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最基本的平台，人们一说到一流大学，就会直指其学科，牛津的文学；剑桥的物理和数学；哈佛的经济学，心理学；巴黎大学的艺术。清华的核物理，北京大学的化学等等一流学科在其国内名列前茅，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同时是学科交叉渗透和新兴学科培育的摇篮。加州理工因为她的实验物理和航空技术等一流学科带动，带动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清华大学也都因为其物理专业的国际和国内的重要影响而带动其成为国内一流大学。

    5、一流大学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都为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流大学是国际上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是知识源、技术源和思想库，代表着科学技术研究的国际前沿，引领着某些学科的发展方向，拥有国际一流和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一流大学非常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是国际或者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世界一流大学除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之外，还拥有庞大的研究生队伍，研究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一般在30%至60%之间；博士后的数量一般为数百名，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形成两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既培养了人才，又保证科研队伍有一支充满活力的生力军。

    6、一流大学源源不断地培养高素质的领袖型人才。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培养未来的领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领军人物，他们富有独立思维、创新和冒险精神，具备强大的创造力，其对社会包括大学的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是普通人的成百上千倍。一流大学培养精英型的学生而不是大众型甚至草根阶层的学生。哈佛大己培育了6位美国总统，耶鲁大学培养了5位美国总统，剑桥大学培养了13位英国首相,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流大学培养的教授就数不胜数了。同样的，一流大学成就了这些精英，这些精英也成就了大学，保证其是一流的大学。

    7、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高，留学生比例高。世界一流大学实行全方位开放式办学，是国际教育、文化、科技交流的桥梁。他们不仅是世界著名学者学术交流的中心，而且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地。其研究生中留学生的比例一般在20％以上。国际化办学是一流大学办学的新趋势，生源的来源多样化最容易产生具有深厚影响力的校园文化，也最具有新思维、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创造力。

 二、 我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及其主要原因。

   我国的“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的目的是将这些学校建成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高水平大学。按照最新的研究成果，目前我国最好的大学在国际上也就排在200位－300位之间，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个艰苦、甚至漫长的过程。在这些大学中，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是按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来建设外，其他大学基本上是按照亚洲或者国内一流的标准来建设的，就这些高校目前的学术水平而言，只能说我国高校还处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之中，还有很大的差距，表现为：

  1、教育家方面的差距。尽管我们的许多校长也被人称之为教育家，但事实这些人大多数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教育家，校长在大学中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掌舵人（真实掌舵人是否是党委书记？），校长很多时候还无法按照自己的思想来办学，决定了我们的校长不能称之为教育家的主要原因。，其次，我们的教育是国家办教育，国家对大学长期采取统筹、统管和包揽的方式，人们戏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大学的机构、专业学科设置、学生的来源和录取方式、博士硕士授予权，大学基本没有发言权，高校成为教育主管部门事实上的附属机构，校长的任命按照行政机关的方式产生，校长自然只对主管部门，对党委书记负责，校长成了上级领导的代言人，在这种方式下，校长不可能产生什么创造性的办学思维，就是产生了，能够实现的可能性也不多，校长按照规定了的办即可，创新反而可能造成风波，。第三，校长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学科建设，大学就是一个小社区，小而全，小至幼儿园、清洁卫生都要管，有些校长戏称大学就差没有殡仪馆了，校长在这些事情上分散了太多的精力，客观造成无法专著于学术。就是现在讨论的如何建设一流大学的问题，大部分大学校长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牢骚上，停留在理论上。没有独特思维和理念的校长不能称之为教育家，有独特思维和理念但无法贯彻实施的只能称之为教育理论家，同样不能称之为教育家，没有一流的教育家自然也就不可能领导建设一流学校了。现代大学教育家的稀缺成为制约大学发展的重要障碍。

   2、办学理念、文化的层面上的差距。大学的理念也可称为大学的理想或大学的观念，它回答大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差距不能用量化的方式来表现，什么是一流大学的理念？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是通过学校的校长、教授、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活动来表现出来，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东西，许多时候是零碎的，有时候通过校园文化的表现出来，它既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又无定论，如学术自由、大学自主、教授治校、以师为本、以生为本是最基本的内涵，但各个大学的表现形式又不一样。关键在于树立创新意识，靠自己结合自身高校的实际去闯出来的。我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在理念、大学文化上的主要差距其一是中国大学理念总体是以政治为基础的，学术与政治密切联系，政治在学术之上，造成是一些大学迷失了基本方向――创造知识并通过这种创造过程来培养人才，不尊重高等教育本身的规律，结果没有创造知识，只能用最陈旧的知识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去，自然培养不出创造性人才。西方则把追求知识、追求创新作为大学的目的，学术与政治是分离的，甚至严禁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其二是大学学术自由传统的缺失，大学有“学术有自由、课堂有纪律”之说，我们也都一直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惜的是落实得非常不理想，有时候缺乏了主流意识和主流文化，特别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主导作用不明显，过分强调了文化多元，往往容易导致失去民族之自我。有时候又主流意识和主导文化压制了其他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左”的意识影响，压抑了学术文化的创新力，学术自由传统的缺失和学术文化创新力不足自然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的。其三是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方面的差距，“兼容并包”喊了上百年，“五湖四海”也喊了几十年了，许多大学还是以人为亲，近亲繁殖，没有勇气在世界范围内广揽人才，不敢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评价人才。大学也深受政治和官场文化的影响，学术气氛在不断淡化，经商文化、文体文化在不断上升，甚至一些老师和学生都在感叹“大学日益变得不像大学”。我们刘人怀校长在退任之时所说：“我为学校的校园风气没有根本改观而感到遗憾”，也表明大学学术文化建设的艰辛。

    3、师资队伍上的差距。中国目前的高校，缺乏大师，缺少高水平的教授，缺乏重大科技发明成果，缺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代表我们国家最高水平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也是多年空白，表明高校的科技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有些是与国家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紧密相联系的，需要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才能得到解决；有些人教育制度的问题，例如我们长期强调培养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人，忽视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这也是过去产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错误思想的背景，“左”的教育思想观念长期统治着教育事业，影响着创造性人才的成长。大家知道，有创造思维的人往往都是个性十足的人，在一些领导这心目中是这些人是不可能划入优秀人才的范围，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入选所谓的人才工程了。我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些人才，在某单位中是被领导排挤的，但到了另一个单位，成为了“国家杰出青年”，成为“华南一把刀”（外科医生），成为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的主持人，这就是“左”的危害，这也涉及到人才的评价标准问题。二是人才的学术评价标准上存在严重偏差，我们的领导者着重的是一些数量化的指标和政绩工程，用数量来衡量学术质量，用政治标准来衡量学术标准，出现严重的“学术泛数量化”“学术政治化”现象，导致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逼迫去追求学术的泡沫，在泡沫中失去了自我；一些人在政治中追求上进，在政治旋涡中迷失了自我。三是用人机制上的短期化行为，校长是任期制的，校长被迫去追求政绩，追求任期内的效果，往往留给下一任烂摊子。许多时候，生存成为知识分子的压力，为了生存，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很难静下心来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创新。四是我们国家行政主导模式对学术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学而优则仕，教授一旦做出了成就，就被封官了，再也没有时间做学问了。还有一批优秀的教授迷失在官场之中，我们又怎么可能创造出一流的大学呢。只有当最优秀的教授将大部分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时候，我们创建一流大学的条件也就具备了。

    4、科学技术研究及其水平上的差距。可以这样说，我国大学距离一流大学最大的差距在原创性成果，如诺贝尔奖、Nature和Science等高水平的论文和成果。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邱均平教授领导的“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评价”课题组得出的《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行榜》中。美、英、德、日、加等五国囊括了近80%排名前100的大学，我国的北京大学只排在253位、清华大学264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86位；都很靠后，说明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体差距很大，在全球顶尖大学中还没有中国大学应有的位置。如上所述，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长期空缺，表明我们的科学家本事都不认同我们的研究成果的水平。我们发表在国际上高水平杂志上的论文甚至还比不上我国的台湾省。根据武书连的《中国大学评价》2000-2002年3所世界一流大学与6所中国一流大学在《Nature》、《Science》上发表的论文数（如下表）对照来看，我国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造成这种差距，既有文化和思维方面的原因，如中华文化是“求善”高于“求真”，中国人善于总结推理而外国人善于假设推理（杨振宁），也有教育政策的失误，如，还有就是我们的教育长期被应试教育所左右，创新教育被长期忽略所导致。也有地方区域文化的影响，例如笔者就发表过关于岭南文化(经商文化)对科研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结果。

    5、经费、物资指标的差距。主要包括办学经费、教学科研设备设施、师资力量、校园建设等办学基本条件方面的差距。我们的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一直在2－3％左右，教育投入的不足造成高校要为生存而努力，不得不去创收。教育的长期投入不足造成高校不得不多收费，乱收费。我国R&D研究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在1％左右，而美、日等发达国家一直都在3％左右，如1998年我国的R&D经费支出额不及美国的1/30，德国的1/7，日本的1/18、韩国的1/2。尽管硬件是建设一流大学的条件，但我认为，不是主要条件，当年西南联大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培养出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主要缺乏的是对软环境的投入经费及对软环境的经营。

 三、建设一流大学的主要思路和措施

（一）、加强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学术自由和高校自主办学的政策。

    1、重新修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就我国的情形而言，我们认为，一流大学的制度在于大学是“国家投资、人民监督、自主办学、学术自由”的场所，按照这种思路，要在法律层面上解决大学的地位问题。中国共产党对高校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大学的方向上并通过法律的力量加以落实，一旦法律制定下来，大学中党也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

    2、教育主管部门应全面简政放权。政府是教育的投资者，以体现教育的公共福利特性，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敢于从办学者的角色中脱离出来，就如当年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样。要大胆地放权，象专业设置、博硕点审批、研究生院设置、招生规模和方式、教授聘任等本应属于大学的事情，就应该交回给大学，让广大人民群众和市场的力量来评价大学的办学效果。政府从办学者角色退出后，着重于营造公平、公正的教育市场竞争环境，着重于探索如何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教育资源，包括拨款等。

   3、按照委托代理理论，重建现代大学制度。什么样的大学制度和办学模式最容易出精英型人才？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撇开其社会属性，我们认为建立自主办学机制是其中的关键，国家从所有者中退出来，只承担投资者的角色，让广大人们从教育中“收益”才是理智的选择。大学应当制定大学章程，作为大学自己的大法，把办学宗旨、办学目的、大学机构设置和规章制度以章程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大学人的共同行动纲领。大学可以参照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设立董事会，党委书记进入董事会并任董事长，接受国家委托领导大学的发展，从而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治方向，也割断政府对大学的多头管理，由董事会聘任校长，赋予校长办学所需要的自主权，放手让校长去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方法管理大学，让教授们参与决策和分配资源并监督实施，大学同时接受社会的监督，真正让大学成为办学主体，这可能才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制度。

（二）、加快高校的内部体制改革，建立一流大学相适应的办学运行机制

    1、重新规划，制定高校建设一流大学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就我国高校的情形来说，跟踪型发展模式是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的，跨越式发展应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选择，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发展，在办学理念、办学经验、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及其水平和硬件条件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具备了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从香港科技大学在10多年就办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来看，他们一开始就确立了“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来办学”的思路，办学模式是“在香港按照美国一流公立大学的标准来办”，聘任的校长朱井经武被认为是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其纳米、超导技术研究一开始就站到了学科的前沿上最终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杰出科技成就，其敢于在世界范围内按照一流大学的标准“海选”教授并赋予教授“特权”等等，保证了其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实现，其MBA项目在亚洲也是一流的。从其经验表明，办学历史和积淀并不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善于把握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趋势，在机制构建、体制创新和环境保障等方面进行重新规划，争取逾越发达国家传统高等教育所走过的路，特别是像北大、清华等大学，应该进行重新规划，重新定位，鼓励这些大学高起点、高标准地发展，走民族特色与国际合作相结合、综合化、国际化的道路。

    2、完善职称聘任制度，建立起有利于创新的宽松的环境。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在实施全员聘任制改革，这是打破终身制，建立人才能上能下的竞争机制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我们也要看到，终身制对科学研究的也有正面影响，在美国的一流大学，终身教职制运行了数十年甚至百年，证明能提供宽松的学术环境使教师可以根据自已的特长和兴趣爱好从事研究，有利于出新思想，特别有利于出基础研究。科学研究是需要不受任何干扰，需要长期潜心从事的事业，并不是短期能见效的事。我国在大学教师合同聘任制改革中，必须一开始就考虑到教授以上高层次人才的长期聘任问题，不能在聘任制中使这部分人员有生存危机，而应保证他们有平安和优越感，才能营造出有利于创新的宽松环境。全员聘任和任期制不能作为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全部。

    3、建立教授治校机制。如前所述，教授治校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可以减轻校长的压力和负担，还可以落实学术主导的治校模式，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产生世界一流大师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根据这个思路，进一步建立大学的发展规划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的作用，有关学校的改革特别是资源的分配，都交由这些专门委员会去研究和决定。

    4、重塑学术评价新机制。学术评判标准不能用行政标准或外行标准来代替，对教授，要有“唯学术”的思想。要重视学术贡献，而不是追求成果的数量，尽早废除学术成果数量与待遇挂钩的做法。要敢于将学术成就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评价。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科学研究不可能都取得成功，而失败也是对科学的贡献。建议制定大学教授相互兼职的操作管理办法；建立跨学科研究成功的评价体系等，以扩大不同学科教师在教学科研活动中的交流与合作等。

（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一流的软环境。

    1、注意营造优秀的校园文化环境。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是人文素质与科学素养的结合体，是学术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模式，在我国建设一流大学的校园文化，首先，要倡导学术主导的理念，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是大学的本质特征，是大学建设的标准，没有学术就不能成为大学。其次，要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为学术交流提供机会、场所和条件，不要担心教师的结盟，人们说，哈佛大学的学术成就是就是教授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聊出来的。第三，形成尊重学术的氛围，让“学术人”在校园中成为最有地位的人，永远的主角，要警惕校园娱乐性活动对学术甚至大学的生存和发展的危害。第四，学生的活动，也要贯穿学术主导的思想，通过设立学生创新基金、学生学术活动基金、学生学术奖励基金等，引导学生多做一些学术上的“奇思异想”，多开展一些学术性的活动。学生社团也要按照学术性来进行整合，通过建设更多的学术性社团，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创新精神。

    2、淡化行政色彩，加强服务保障。人们普遍认为，行政主导模式是建设不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只有学术主导，才能建设一流大学，因此，让行政主导尽早退位，让学术主导尽早上岗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条件。要创造条件让教师和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体，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要求行政人员必须站在辅助的立场上服务干学生和教师的需要，以满足学生和教师的合理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行政人员必须懂得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遵循学术规律，减少限制自由而不能提高工作效率的规章制度；要队伍整合，配备精干的实验技术人员和文秘人员，以减少教师行政工作、事务性工作的负担，使他们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工作中去。要减少对教师的管理，让教师有充分的理由享有高度的自由，让其创造性得到激发，创新精神得到弘扬。

（四）、增加投入，不断改善大学的大学的硬环境条件。

    1、全面提升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断扩大国家教育投资的总体规模。高等教育是全社会的福利事业，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发挥调控作用，但高等教育不能市场化，政府始终是高等教育投入的主渠道，因此，要保证高等教育的投入总规模和较高的比例，不能把教育投入的缺口通过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来补偿，这也是高等教育法规定了的。

    2、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引导民间资金对大学的捐助。鼓励民间资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对高校的捐资应容许税前抵扣。鼓励大的国际国内财团兴办私立大学，按照民营机制进行大学制度建设等。

    3、继续重点扶持几所大学的建设。在国家“985工程”中，争取集中有限财力，集中投入在清华、北大等条件比较好的高校，让他们率先突破，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其他学校的建设。

    4、重视对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等大学软环境的资金投入。在建设大学的高楼大厦，改善办学硬件条件的同时，应当重点改善软环境，如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师资的投资力度，加大对制度建设的投资力度等，确保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软环境能先走一步，引领大学的建设和发展。